明清佛山园林的发展及其特点
发布时间:2020年06月12日 阅读人数:2人

      明清时期,佛山镇经济发达,士民富庶,为全国“四大名镇”之一。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佛山的教育、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也随之兴盛,这其中也包括园林的发展。在《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及《民国佛山忠义乡志》中都特辟“园林”一栏来记录佛山园林的概况,可见其发展的规模与数量已得到当时士人的重视。但随着社会变迁、城市发展,不少名于当时的园林如今已难觅踪迹,只剩梁园在政府与市民的大力保护下,依然伫立于当今,为后人留下了可资游览与研究的宝贵实物。目前,以佛山梁园为实物来研究广东园林、佛山园林的论文已有多篇[1],佛山梁园也已成为岭南园林的重要代表,出现于各种论述中国园林的专著之中[2],成为佛山的名片与骄傲。但在这些研究论著中,基本都是孤立地看待梁园本身,而没有从明清佛山园林史的大背景中阐述梁园发展的特点。为此,笔者通过爬梳地方史料,简要论述明清佛山园林发展的社会背景与特点,以起抛砖引玉之效。
一、明清佛山园林发展的条件与背景
      明清佛山园林的发展是自然条件、人文环境与全国大风气三者共同推动的结果,简单来说,即“天时、地利、人和”三要素构成了佛山园林发展的社会条件与背景。
在“天时”方面,明清时期是中国古典园林,特别是文人园林发展的高峰。在这一时期,文人、画家直接参与造园的比过去更为普遍[3],有关园林创作理论的著作也相继出现,如计成的《园冶》、李渔的《一家言》、文震亨的《长物志》等,这既是园林发展的表现,又极大地推动文人园林的发展。苏州、扬州地区的园林此时已蜚声中外。而这一全国大风气也波及到佛山。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此风气对佛山园林发展的影响,但我们通过佛山几位园林主人的履历,也能大致得出这一结论。如增修鹤园的冼桂奇,明嘉靖辛卯(1535)举于乡,登乙未(1536)进士第,授工部主事,后得罪权贵,去职南归。正逢湛若水也退职归乡,于是便跟随湛公一同舟行南下,“访匡庐白鹿之胜,复八闽探武夷九曲。爰度岭南,卜筑罗浮,日与名公游息,歌咏其间。”[4]由此可见,冼桂奇游历之多,必定感受到当时北国及江南的大兴园林之风气,而这也可能是他归乡筑室古洛,增修鹤园的一大原因。而建立遁园的李陞问,明万历癸卯(1603)举于乡,会试置乙榜,后擢任南雍学正[5],“南雍”即是明朝设立在南京的国子监。李陞问在南京供职,对江南园林的风格应有很深的了解,其后归乡筑遁园,其中应含有江南园林之风格。清代的梁九图“不乐仕进,惟喜山水,凡丘壑名胜,探幽涉险,随地留题。”[6]可谓旅行家之流,其园林之构造必受其它地方园林风格的影响,而这也正是其园林“十二石斋”能位居广东四大名园之首的重要因素。
      在“地利”方面,明清佛山发达的水系为园林的景观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北宋之后,随着三水芦苞涌及西南涌的淤浅,北江之流佛山涌成为西、北江通往广州的重要水道,而佛山也随即成为岭南的重要交通枢纽[7],这既为明清佛山经济的兴盛奠定了基础,也促使了佛山水系网络的发达。据《民国佛山忠义乡志》记载,明清时期佛山共有11条涌(西、北江支流水系)贯穿于佛山全镇[8],同时又有旗带水、灵应祠渠道等10条主要渠道布满各主要街区。这些渠道为人工修建,其主要目的为排泄佛山市镇的雨水,以防止街巷路面积水。同时,这些渠道又大都通过佛山的大户宅院,如舍人十三街渠道通过骆家花园(清代名臣骆秉章的宅邸)、正仁里渠道通过春草园、观音堂大坑渠道通过吴氏大树堂(清代著名书法家、书画鉴赏家吴荣光宅邸),其它渠道也大都通过当地名门望族的祠堂、家塾等地[9],其作用除排水外,更能为其宅院提供景观用水。因此,以江、涌、渠、池为主要元素的水系,不仅使佛山成为名副其实的水乡,更为明清佛山园林水景观的布置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利”条件。
      在“人和”方面,明清佛山文人集团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佛山园林的建设与发展。明代中后期,佛山一地的冼桂奇、李待问及其宗族成员相继考取功名,文风丕盛。及至清代,佛山文人团体的力量更加壮大,乾隆年间,陈炎宗与李因斋、吴竹屏、左肖轩结社汾江,称懒圈四子,他们“流连文酒无虚日”,并与当时广东知名文士何梦瑶、罗天尺、苏珥、劳孝舆等诗酒唱和[10],开创了佛山诗风之滥觞。其后的嘉、道年间,以吴荣光为首的吴氏家族更是“一门之内甲第联翩,群从兄弟几于人人有集,不愧簪缨之族、诗礼之家矣。”[11]特别是吴荣光,他集书法家、诗人、金石书画鉴定家、封疆大吏于一身,成为佛山文化的中坚。而稍后的梁九图,在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方面颇有造诣,撰写了《十二石斋诗话》等多部诗歌及诗歌理论著作[12],俨然成为佛山诗坛领袖。直至清末民初,佛山诗风依然不衰,吴荣光侄孙吴荃选于民国三年(1914年)创立龙塘诗社,与当地士子霍小芙、张少图、陈铁遒等四十余人唱和期间,“亦一时嘉会”[13]。
      佛山兴盛的文风与诗风造就了一代代的文人团体,这些文人或为致仕归隐,或为不乐仕进,其情怀与志趣都掺杂了不少“魏晋风度”,即“虽处城市之中,辄作山林之想。”,追求一种“大隐隐于市”或者说“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境界。而园林正是这种“隐逸文化”的最重要载体。[14]同时,这些文人、诗人为了雅集、会文与唱和,也亟需一个具有浪漫情趣与山林韵味的佳地,于是他们纷纷在喧闹的佛山市镇中建立自己的一片净土,而这正是明清佛山园林发展的最直接原因。
二、明清佛山园林发展概况
      有关明清佛山园林的史料多集中于《道光佛山忠义乡志·乡俗·园林》、《民国佛山忠义乡志·风土二·园林》及地方文人著作之中,虽有乡志编纂者的初步整理,但还是存在历史年代不明、前后颠倒、记载不详等问题。为此,笔者经考证,将明清佛山园林发展脉络进行了初步梳理。
      佛山最早的园林当属冼灏通所建的鹤园。冼灏通为佛山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因在明正统己巳年(1449)抗击黄萧养、保卫佛山而有功于当地,被朝廷封为忠义官。其人生卒年史载不详,只知正统己巳年时,他已为佛山乡长[15],年纪当至中年,由此推算其所筑鹤园也当在宣德、正统年间(1426-1449)。后由其后人、明工部主事冼桂奇增拓,“园名益著”。冼桂奇嘉靖乙未(1535)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后与权臣不和即以“迎母就养”为辞于嘉靖十九年南下入罗浮山静修,从理学大家湛若水游。逾年归里,“筑室古洛(佛山河流之名)之滨,屏迹城市”。[16]可见其回乡筑园也当在嘉靖二十(1541)年。在冼灏通时期,鹤园大概有五十亩,至冼桂奇时有所增加,其内部景致可从湛若水《鹤园记》中有所管窥:
      “冼子居之有楼焉,曰鸣鹤之楼,以安亲也。楼之前有内堂焉,曰荣养之堂,以善养也。其前为广居之堂,以体仁也。······广居之堂前为两厢,又前为牌坊,又前为浴鹤池,又前为自然池,池中为无极墪。前之右为祖祠,左为望樵阁。故兄古洛子治之,遂为兄祠。”[17]
整个园林以鹤为重点,前有浴鹤池(为冼桂奇养鹤之所),后有鸣鹤楼。主人视鹤为“天下之至静至洁者也”,[18]以鹤为榜样,清净身心。同时园林景观的名称也多含理学思想,使整个园林少了几许性情,多了几分庄重。
      鹤园到清乾隆时期已不复往日风光,虽还具园林规模,但只能称为“鹤园遗址”。[19]至清末,面积更为缩小,且较为荒落,只剩“绿野两畦、方塘半亩,森森乔木,上可巢云。”[20]
比鹤园稍后的著名园林为东林园。东林位于佛山东部,原为一片树林,后东头冼氏于南宋理宗八年迁居于此,不断开发,使其地成为著名的佛山八景之一——东林擁翠。笔者认为,作为东头冼氏的祖居地,东林的历史较为悠久。但真正成为典型的私家园林,还是从东头冼氏八世祖冼效开始。
      冼效(1531-1599),字衍孔,号一吾。少聪颖,后于隆庆丁卯(1567)年中举,先后出任福建罗源县教谕、平乐府知府等职,多有惠政。后以病告归。[21]冼效是东头冼氏第一位以科举进入仕途的家族成员,其晚年手不释卷,“纵情山水,吟咏甚多”。而东林园正是其“觞咏地”,他曾为此园题写“东林”二字。[22]《民国佛山忠义乡志》中也写明此园为“明知州冼效筑”[23],可知东林园的最终成型还是在冼效手中完成的,可以说,冼效之前的东林一地还是因祖居地而彰显,冼效之后的东林才真正成为具有文人品位的私家园林。因此笔者认为,东林园的真正形成年代当在冼效退居乡里时期,即万历中期。后经冼氏十世祖、知名文士冼士鑑“多所点缀”[24],东林园的文人趣味更加明显。有记为证:
      “林周广约里许,林外柳堤夹岸,堤名试马,旁为射圃,即忠义官东潭公与乡人较猎处也。内有小溪,通大河,引水为湖,湖满萏菡,游鱼可数。湖心为榭,虹桥跨焉。湖之旁,分植芙蓉、桃李、荔枝,四时佳气,可于湖中得之。去湖之南,为集雅堂,宾客游宴之盛,拟于辋川。堂前紫藤数架,琳琅千个,怪石参错于竹林间,曲径通幽。有大院落,老松参天,古榆蔽日。中构书斋,为太守一吾公读书处。斋右有松七株,徵君崑华公复筑精舍其旁,额曰七松轩,因以名其集云。去东培土为山,高楼翼然,旁筑二亭,磴道相接,棋枰石几,绿满苔痕,每当斜阳欲下,微雨初晴,觞咏其中,俯瞰湖光,蔚蓝一色,令人作濠濮间想矣。西去数十步,多竹篱茅舍,黄花满径,枫叶成林,豆棚瓜架,与对坼楼台相掩映。山林趣味,馆阁风流,兼而有之。北则绿野盈畴,湖光灌注,自成汊港,拓草坪槛之为囿,囿外遍植梅树,仙鹤翱翔于上,麀鹿出没于下,桃源仙境不是过也。”[25]
但好景不长,明末清初,广东一带战乱频仍,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东林园也是迭遭兵焚,“木颓花谢,风景全非”,从此再未恢复其旧日胜景。
      进入清代,特别是乾隆之后,佛山园林出现了发展高峰,各大家族纷纷建造园林,佛山大树堂吴氏六世祖吴恒孚购买了鹤园冼氏十亩园地,建造大树堂,为佛山最有名的园林式宅院[26]。其兄吴思诚筑西华草堂。后诸子孙纷纷在周边筑园,如学为圃(七世吴昇运筑)、鑑帏别墅(七世吴清运筑)、守拙园(七世吴澍运筑)西园(七世吴济运筑)、陆沈园(十世吴荃选筑)[27]等。佛山松桂里梁氏兄弟所筑园林更为著名,有寒香馆(梁九章筑)、群星草堂(梁九华筑)、十二石斋(梁九图筑)、汾江草庐(梁九图筑),被后人统称为“梁园”,其中以十二石斋最为著名,与番禺余荫山房、顺德清晖园、东莞可园并称为“广东四大名园”。
      清代晚期,西方公园思想渐入中国,全国各租界纷纷出现有别于私家园林的公园,但这些公园的开放范围只限租界中的西方殖民者,并不能称为完全意义上的“公园”。光绪三十二年(1906),出洋考察归来的端方、戴鸿慈上奏朝廷,将图书馆、博物院、万牲园(即动物园)、公园四事看作西方导民的善法[28]。戴鸿慈为佛山本地人,其向西方学习,创建公园的思想必定最先传播到佛山士绅当中,因此,佛山成为全国较早创建近代公园的地方之一。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佛山本地士绅黄棣华等人发起成立尊孔会,并积极募捐资金筹建尊孔会堂及尊孔会公园。宣统三年(1911年)七月会堂及公园落成,成为佛山有史以来第一所具有近代意义的公园。该园“依山面水,颇占形胜,前引洛水,汇为池沼,环植竹木。左为办事所,右为招待室,迤北有楼翼然,其南建亭岗顶,与楼相望,层峦丛翠,磴道行迴,近市不嚣,在野不僿。”[29]此后,佛山园林开始从古典走向现代,从私家走向公共,其面貌与特点又为一变,但这已超出本文范围,在此不多赘言。
三、明清佛山园林的主要特点
(一)以水为主、崇尚自然
      明清佛山水系发达,河网密布,地下水位较高,是典型的岭南水乡。因此,佛山的造园者十分重视对水景观的利用与布置,而这主要表现在善用活水与贴水布景两个方面。
善用活水是佛山园林的通则,如前文所提骆家花园、春草园、吴氏大树堂都有水渠通过,吴荃选陆沈园中的石龙塘也由石龙河注入而成,可谓得自天然。更有部分园林亭台直接筑在河畔,借景自然。如冼桂奇筑书室于汾江河畔,其兄冼桂魁筑慕洛亭于洛水河畔,隐居其中,桂奇和诗云“古洛新成一钓台,石桥流水几人来;相逢莫问行藏事,且看沙鸥往日廻。”[30]可谓当时一胜景佳地。乾隆九年(1744),佛山同知黄兴礼捐俸建汾江亭于汾江河畔,众人登临,可见“红日一窗,清风满座,堦前绿水,四时映带。”[31]后梁九章筑寒香馆于汾水之畔[32],南北士绅来往佛山时,常过访此园,眼前之水景又成为其赋诗作画的绝佳素材。
      佛山造园者在善用活水的同时,更喜欢将自身置于水境,于是贴水布景又成为佛山园林的一大特点。著名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曾言“小园用水,有贴水、依水之别。江苏吴江同里汪氏退思园,贴水园也。因同里为水乡,水位高,故该园山石、桥廊、建筑皆贴水面,予人之感如在水中央······以有限之面积化无限之水面,波光若镜,溪源不尽,能引人遐思。”[33]佛山与吴江地理情况相似,佛山造园者也常常营造贴水之意境。汾江第一楼是佛山典型的贴水建筑,整座楼置于水沼之中,名为水楼。高四丈余,登楼便可一栏佛山全貌。而从现存的佛山梁园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布景方式,梁园中的船厅三面环水、荷香水榭悬于水面、石舫置身水中、韵桥驾临水上,可以说处处观景,处处身临水景。
(二)喜建亭台,便于望远
      俗话说“佛山无山、南海无海。”在明清佛山境内,确无高山,大多为土岗,“高不盈二丈”,如莺岗、塔坡岗等。只有一座石云山为石山,也很矮小,但已被当时佛山人所钟爱。清代著名书画家、收藏家吴荣光自号为石云山人,可见其对此山的青睐。正是由于这种平坦低缓少高山的地理特点,再加上中国文人雅士喜登高望远、抒发情怀的文化传统,使得佛山文士特别喜欢建立高楼、高亭,或者在土岗上建立亭台,以便望远。如冼桂奇的鸣鹤楼、吴祐官的汾江第一楼,更有黄镛倚洛园中的高楼“可以远眺,石湾诸山宛在目前。”而登临汾江亭则可“肃一镇之观瞻”[34]。目前梁园中的半边亭高丈余,登临其中,远望韵桥、近观池鱼,园林美景尽收眼底。
      除在自家庭院中建立高亭外,佛山文士更是利用一些仅有的土岗造亭于上,如位于丰宁铺的莺岗,高五丈许,较其他低矮土岗高。康雍年间,当地人吕淑铭曾平其大半为园,即甡园[35],高度已大为削低。但即便如此,道光年间,佛山士绅吴弥光、梁九图等人还是在岗顶砌路,种花植草,结“觞咏社”,唱和其中[36],可见其对此岗上风景的钟爱。而清末士绅建尊孔会公园时,也是将两亭筑于桑岗之上,以便望远。
(三)由大变小,趋于精致
      明清佛山园林的一个最大变化特点即是由小变大,趋于精致。明代鹤园有五十亩,东林园“周广约里许”,面积都不小,而至清代渐趋小巧,如吴恒孚建大树堂占地十亩,已属大宅,群星草堂、李文田所筑南园也都仅为数亩,陆沈园“厅事数椽、池塘半亩。”[37]从面积上已有较大差别。造成这种变化主要得自于以下四点原因:
      (1)入清之后,佛山人口的快速增长,造成佛山土地奇缺,形成地少人多的局面,这是造成园林缩小的一大主因。经学者考证分析,鸦片战争以前佛山的实际人口不会少于27万人[38],这对于一个市镇来说,已属稠密,所以造成清代佛山的侨寓大族、富商、官宦即使有钱也无法随心所欲的买地。吴荣光官至湖南巡抚,位高权重,但回乡建立家庙,也只能利用原来的书塾和寝室改建而成[39]。而佛山居士吕镜云欲构筑玉泉仙馆,“寻觅地段,数载弗获。”[40]可见佛山土地之紧张。在这种客观情况下,能建立与维持一所园林已属不易,更无扩大的可能,而这也是佛山私家园林在近代快速消失的另一原因。
      (2)佛山地处珠江三角洲,气候闷热多雨,日照强烈,夏日更是台风频繁。这就导致佛山本地园林要紧凑,以减少阳光辐射及雨水淋身,同时能更好地抵御台风的侵袭。[41]
      (3)明清以后,中国工艺都在追求精巧细致,在园林建筑思想方面也出现了这种趋势。特别是乾隆之后,很多文人都在追求一种“芥子纳须弥”的境界,即在很小的园林中容纳更多的景物建筑,以实现更完备的景观和文化体系[42],化有限为无限。这种思想也影响到佛山士绅,再加之广府人务实的文化特点,使他们并不以小为耻,佛山文人吴炳南在评价汾江草庐石舫时有言“舫之小,仅容五六人,观石外,弹琴品茗,谈诗读书皆宜,岂以大为贵哉!”[43]而汾江草庐的主人梁九图更是实在,他认为“凤亭水榭本以怡情,即或家少园林亦何处不堪寓目。张船山绝句云‘稻香吹过水声来,野树无行远近栽;不费一钱风景足,万金何苦筑楼台。’惜世人不足与语。”[44]足见佛山园林的主人造园理念,而这与扬州盐商的园林一味追求奢华、借以炫富的造园思想[45]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