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园林风格看明清时期岭南地区土商互动现象
发布时间:2020年06月12日 阅读人数:2人

      园林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种重要形式,从殷商时期,直至近代,园林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历史。园林景致是创造出来的风景,其风格受到了文化背景、审美情趣、建筑风格的影响,作为文化产物的园林因此也可以同时成为我们反观某一地区在某一时期的社会文化的凭借。
      明清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商业的快速发展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特征。商业发展的背后是新儒家对“治生”理解的改变,是传统四民身份的混而不分。余英时先生将这一社会转变总结为“士商合流与互动”。士商互动现象的出现使得中国上层文化和通俗文化发生了交流,并促进了儒学的社会化转向。本文拟以园林作为主要参照,观察明清社会转型时期士、商两个阶层在合流时所体现出的文化特点。

一、士商合流与互动

(一)   士商互动现象的出现
      明代中期以来,商业较以往得到更大的发展,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秩序已渐坍塌,商人地位逐渐上升,王阳明的“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沈垚的“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即对此社会现象而发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重农抑商”一直是重要内容,历代也一直将之奉为基本政策。“重农抑商”政策与其说是一种经济政策,不如说更多的是社会政策。这一政策与四民社会的划分更注重的是对商人社会地位的打压,在社会中形成“贱商”的思想,即便是在明初,“贱商”也一度为政府所提倡。但进入明代中期以后,商业迅速发展,商品流通加快,商稅也随之提升,政府则逐渐调整政策,以促进商业发展。清康熙年间,政府更是提出了“利商便民”的口号。
      明代以来科举取士竞争日益激烈与“业儒成本”的提高,是迫使读书人弃儒从商的重要社会原因。而明清新儒学的社会化转向则为士人转而从商提供了理论支持,明清儒家已不耻谈“治生”,强调“男子要以治生危急”,强调士人在经济生活上的独立保障。无论这种思想的出现是否为社会现实所逼,但这些观点的出现确实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改变,肯定了商人的社会价值。此外,捐纳制度的出现、应试登第政策的变化也使得商人转向儒生成为可能,商人可以得到功名,商人子弟可以读书入仕。
      这种士商阶层之间的沟通与换位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上层精英文化与下层的通俗文化再次进行了密切的交流,促进了儒学的转向,出现了士人“商人化”和商人“士人化”的社会现象。


(二)   明清时期商帮的文化特色
      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经济的发展,地方商帮开始兴起,重要的商帮如晋商、徽商、粤商等,各商帮从商的原因有所不同,所处的文化氛围也各不相同,因而都形成了各自的商业文化和理论精神。
      山西地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其历史可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绵长的传统使得山西崇商的风气浓厚,认为经商优于入仕,“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孙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正因为当地人才大多“学而优则贾”,入贾商一途,晋商便传承了重商与重文的双重传统,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黄土文化特色与勤劳节俭、诚信不欺的儒家伦理,是晋商的特点。
      徽商是明清时期另一大商人集团。徽州地区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徽商“虽为贾者,咸近儒风”。一方面,一部分徽商通过捐纳获得生员资格或步入仕途,身兼士商双重身份。另一方面,大力培养子弟读书,科举入仕,明清时期许多徽州官员都是商人子弟出身。正因为徽商“贾而好儒”,由儒道引申出的商业伦理道德,如诚信、以义为利,遂成为徽商行为的规范。
      月上的崛起和发展主要在明嘉靖中叶以后。粤商的兴起除了广东悠久的商业传统之外,明清政府对当地实施对外贸易的特殊政策也是重要因素,致使广东“民之贾十三,而官之贾十七”。明清时期粤商在商业经济中所表现出来的商业伦理道德仍以信义、仁厚、以义取利为正统。与晋商、徽商相类似,粤商中“儒从商者为数众多”,而且粤商中亦多有商人子弟读书修儒以求仕进的。
      从上述对晋、徽、粤三大商帮的简要叙述中不难看出,虽然三个商帮毫无疑问的会带有各自的地域文化特点,但士商合流已成为共同特点,在此社会环境中的士商家族所接受与表现的文化特点正体现了明清时期“义利合”的新义利观。


二、中国园林

    (一)中国园林文化
      中国的园林建筑历史上可上溯至殷商时期,至宋明时期,园林艺术达到巅峰。园林承载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杂糅儒、道、佛三家思想,“替精神创造一种环境”,体现了园林主人实现人生理想的方式的一种选择、一种人生态度。
      中国古典园林大体都强调“虽由人做,宛自天开”的模山范水方式,讲求“假自然之景,创山水真趣,得园林意境”的目标,并同文学、艺术、哲学等结合起来,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及老庄哲学的流行,使园林转向了崇尚自然,反映“天人合一”的文化特色。唐宋时期,园林建筑达到成熟阶段,官僚及文人墨客自建园林或参与造园工作,将诗与画融入到了园林的布局和造景中,使园林建筑不再仅仅是工匠的作品,更是文人的作品、明清时期,写意山水园的发展达到高潮,造园艺术更加趋向成熟、完美。这一时期的园林更讲究生命的体验,被寄托进了更多的审美情怀和社会理念。
(二)私家园林与社会环境
      私家园林是中国古典园林中的重要部分,因为其私属性,私家园林对社会文化的反映较皇家园林和寺庙园林更为客观。
      私家园林中相当多的部分是由文人士大夫所建。魏晋南北朝时期,尖锐的政治斗争对士人阶级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威胁,很多士人在看到自己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的情况下由仕转隐,去向山林田园寻求慰藉,因此这一时期的隐逸文化非常盛行。这种玄学和隐逸的思想也一直成为中国文人私家园林的主题之一。
      进入隋唐之后,国家开始实行科举制度以取士,统治者所表现出来的求贤姿态,使得整个的士人群体中开始形成一种入仕的潮流,大量的士人开始参与政治。政治上的统一使得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整合有了可能的社会条件,而这样的文化思想上的整合有促进文人特别是隐士群体在思想上逐渐由完全的出世转向徘徊于隐与仕之间,深受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影响的文人在隐与仕之间波动,这一时期的隐逸观已经倾向了儒家的隐逸观念。这种儒家的“邦有道则现,邦无道则隐”的隐逸观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准则奠定了之后文人园林的基调,园林成为了不得志的文人可以修身养性的“孔颜乐处”,意境的追求成为这类园林的主要功能。
      明清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私家园林的发展进入兴盛期。写意成为这一时期的园林风格,“园景仍以天然景观的趣味为主,并多利用文学手段丰富园林的内涵,使之充满诗情画意”在士人园林的兴盛的同时,许多商人也开始建园造林,犹如江南扬州地区徽籍盐商所建的园林为代表。明清时期的园林,不论是士人园林还是商人园林,社会化因素都更强,或是文人雅集、听戏的场所,或是应酬宴游的所在,已与原先修身养性的隐逸之所渐远渐行。


三、明清时期的岭南园林和江南园林
(一)私家园林主人身份的转变
      园林作为精神慰藉的产物,起初多为文人士大夫所建。以苏州地区为例,清中朝之前,私家园林主人多为被贬官员或辞官归乡之人。沧浪亭的主人苏舜钦为北宋诗人;挫政园的第一位主人王献臣原为御史,后罢官而归,回乡建园;留园的主人徐泰时曾为太仆寺卿;网师园则为南宋侍郎史正志退居时所建。自清中后期开始,商人开始跻身园林主人群体当中,拙政园西部即为商人张履谦所筑。
      与苏州私家园林不同,扬州园林的主人多为富商,当时寓居扬州的徽籍盐商在城市中兴建了大量的私家园林。商人私家园林的出现有多种原因,一方面是为了结交权贵、奉迎官府,或是为了结交文人、读书治学等社会活动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部分商人本身好儒。商人园林的出现虽不乏模仿和攀比的因素,但也可以看出当时商人中不乏好文者,或是商人本人,或是家族中有弃商从儒的。这也是当时社会士商合流现象的体现。
        明清时期的岭南地区,许多家族大举兴建私家园林。现存的岭南四大名园:梁园、余荫山房、可园、清晖园均建于清代。这四个园林的主人均曾进身仕宦,但梁园的主人梁蔼如的父兄以经商养家,可园的主人张敬修是通过捐纳为官的,因此,岭南园林的主人虽仍多为文人,然却已亦是当时士商合流的社会成员。
(二)私家园林的新功用
      起初,私家园林是文人因向往隐逸状态而建,园林的功用也是以精神文化的追求为主,其文化特质受到儒、道、佛三家思想的影响。园林作为士人退隐居住的所在,主要是日常的读书品茗、抚琴对弈的场所,园林主人在园林中进行的活动也均是修身养性的行为。园林景色的设置受到儒家比德思想的影响,讲究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寓义于物,以物比德,注重意境和韵味。园林景观设置的作用不是单纯的物质创造,重要的是在欣赏过程中景观所引发的情思神韵。园林景观已成为文人理想人格的象征。在园林中,山水、花木以及建筑的形态本身并不是造园的目的,而由他们所传达或引发的情韵和意趣才是最根本的。苏州园林中的文人园林多属此类,沧浪亭、拙政园名字的由来已反映出园林主人退隐民间,洁身自好的生活追求。但明清时期,文人园林也开始文人雅集、欣赏戏剧的场所,社会化倾向更多,不再似之前“独善其身”的清幽环境。
      同文人园林相比,商人园林虽亦不乏文化韵味,但在雅致之外,还有几分华丽,云林成为宴游应酬、洽谈事务的场所。江南地区的扬州园林多为明清时期商人所建,园林的交际性功用使得其中的建筑更追求生活的实在性和注重物质的回报应,即便是宅居园林,也强调其空间的交往环境,而淡化其修身养性的雅居环境。园林建筑多用楼层,建筑材料的选用较为名贵。岭南地区的一些商人庭园亦做此用,如清代广州海山先馆,不仅是园林主人富商潘仕成用来宴请四方达官贵人(包括外商)进行交际的场所,还作为官府活动的场所。
      文人园林的社交化倾向的加强,以及商人园林的出现,园林文化中传统的清高、隐逸的思想越来越淡薄。
(三)私家园林的造园特点
      根据园林建造目的的不同、园林主人身份的不同以及不同地域的社会文化背景,明清时期的私家园林也体现出不同的造园特点。
1.清雅的文人园林
      江南的文人园林常是住宅的延伸部分,处于闹事之中,而能自成一统,闹中取静。园林景物绰绰,假山、水池、林木构成园林的主景,建筑只是景物当中的点缀,是为了更好地欣赏园中景物所建,自然山水的意味较为浓重,符合了文人修建园林以寄情山水、退隐山林的心理需求。
园林的整体色调淡雅,同时与周边的山水石树融合一体,形成诗情画意的境界。此外,文人园林的布景较为含蓄,柳暗花明、曲径通幽是其最大的特征。苏州留园的入园处,小弄的运用使得景观被拉长,便是对园林藏景的极佳阐释。这种“欲扬先抑、欲露先藏”的布景手法体现了园林主人追求幽静、隐逸,强调内敛的文化特质。
2.华丽的商人园林
      与文人园林恬淡古朴的风格不同,商人园林色调鲜艳、富贵华丽。清代王士稹形容商人园林的代表——扬州园林“富家巨室,亭馆鳞次,金碧辉煌”扬州瘦西湖地区聚集了许多园林建筑,其中的五亭桥、熙春台更被描述为“金碧丹青,备极华丽”。
      与文人园林散落城中、自成一统不同,扬州园林则沿河道附近形成园林群,这也说明了扬州园林的功用更多的是宴游交集,而非个人的修身养性。
      扬州园林建筑层层叠叠,参差错落,连成一气,因此建筑所占空间显得较大,像扬州个园的抱山楼为七开间建筑,其庞大的体量盖过了园林山水,园林景观的人为痕迹更重,文人园林的自然山水意境在这里几乎荡然无存。
3.朴实的岭南园林
      岭南园林主要指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古园。受当地绘画及工艺美术的影响,岭南园林建筑色彩较为浓丽,建筑雕刻图案丰富。
“娱于园”是岭南那园林的建筑思想,因此园林的建筑设计较为随意,不似江南园林章法严谨。正因为岭南园林注重的不是心性的修养,而是生活的适意,因而岭南园林景观是与居住空间融合在一起的。岭南园林还充分运用了砖雕、陶塑、灰塑等民间工艺,世俗特色更为鲜明,却少了江南文人园林中的超脱世外和宁静淡雅。
      实用主义是岭南园林的一大特色。岭南园林不是文人精心构建的精神境地,也没有扬州园林交际应酬之所的富丽堂皇,而是较为朴素、务实。这与岭南地区重商、功利的文化有很大关系。
四、结论
       从明清时期园林主人身份的变化和园林风格的转变来看,士人阶层和商人阶层已开始渐次融合,士人“商人化”和商人“士人化”的社会现象在园林文化和活动中开始有所体现,文人园林中社会活动内容增多,商人或为附庸风雅,或因个人好儒——这一个性本身即已是士商合流的体现——在城市中大量兴建园林。只是士商两个群体的文化特色——清净淡雅的文人园林所体现的静音文化和雍容华丽的商人园林所体现的世俗文化——之间仍然有着明显的区别,但这种变化所反映出的融合的趋势不容置疑。
       江南地区的文化传统素来深厚,江南园林也成为文人园林风格的代表,明清之后,江南私家园林中商人所建的园林逐渐增多,虽然江南的儒商颇多,有一定的学识修养,但从园林风格所反映的文化特征来看,士商之间的文化沟通并未完全,各自的特征仍十分明显。
       相比之下,岭南地区的园林风格则较为简朴,从士人文化特色角度来看,其体现的儒家思想更接近大众文化的方面,精英文化层面的儒家思想似较少。从商人文化特色角度来看,实用性、世俗性颇多。总体来看,岭南园林在世上两种文化的融合程度比江南园林要高,这主要是因为岭南地区的士人更亲近儒家思想的通俗文化部分,因此文化认同上,岭南的士人与商人更具良好的基础。